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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索实名推荐干部制度:拆“码头” 浚“河道”

2018-06-02 09:14:08

  今年以来,江苏省灌南县探索推行实名推荐干部制度,要求推荐人实事求是填写《个人实名推荐县管干部人选登记表》,署名并说明与被推荐人的关系。任用后一旦出现问题,坚持谁推荐、谁负责,追溯问责,有效遏制推选干部时“任人唯亲”“拉帮结派”“带病提拔”等违规违纪行为。图为5月16日,该县组织部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推荐档案。江瑞晋 摄

  码头文化产生于内河沿岸的重要港口,其内核是一个比较狭小的义利圈子,其基础是相互依赖的经济利益,其表现是传统信义文化在社会底层的具体形态,即江湖义气。这一习气在旧时官场盛行。热衷于拉帮结伙、搞权力交易的官僚一个个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,最后把整个国家拖入“忽喇喇似大厦倾”的境地,换得后人阵阵唏嘘。

  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。步入新时代,中国共产党绝不容许码头文化的遗毒侵蚀党的肌体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:“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、结党营私、拉帮结派”。“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、圈子文化、码头文化”。码头文化给党和人民带来重大政治隐患,深查细究滋生码头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原因,拆除一个又一个“码头”,才能疏浚整条“河道”,还政治生态“清如许”。

  拜“码头”,给“流域”添污添堵

  寻同乡、拜把子、共师门、认干亲……旧社会人们行走他乡,为求生存、谋发展,若不找个由头拜“码头”、求照应,往往举步维艰、难以立足。

  这样的江湖义气一旦被少数党员干部视作为官从政之道,一传十、十传百,就会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,践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,把党组织变成少数人的“私人俱乐部”。

  不讲团结,只爱“结团”。奉行码头文化的人热衷于在所谓“属于自己的领地”里培植私人势力,养“亲信”、找“跟班”,选人用人以是否对自己“尽忠”为标准。中国电信原董事长常小兵在任期间,把下属对他的“忠诚度”等同于对党组织的忠诚度。对其“忠诚”之人,就被他视作自己“码头”上的人,得到提拔重用;对其不“忠诚”之人,即使党性原则强、工作能力高,他也坚决弃之不用。

  上有“码头”,下必趋之。一把手一心一意地构筑“码头”,身后必然有人输送利益,寻求依附。号称“武爷”的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、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在任期间,在天津市构建起经营检测场、信号灯、停车场等交管业务的商业“码头”。武长顺在幕后指挥,不法商人在前台心甘情愿替他打理。他们无视党纪国法,横行霸道,各取所需。结果“树倒猢狲散”,终究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。

  一人得道,利益均沾。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视权力“公器”为“私器”,直接操纵职权或间接利用所谓的“影响力”为家人、朋友谋取私利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,一直一厢情愿地认为“一报中央部委的牌子,就会有影响力”。他在几个重要岗位任职期间,构筑起他的王氏家族“码头”,为从政的二弟和三弟提拔使用打招呼,为经商的四弟谋取巨额利益。他还利用影响力帮不少人办过事,并收受对方的巨额贿赂,其中有些是他多年的老同学、老朋友。

  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,码头文化给“流域”添污添堵,形成巨大隐患。它们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,与党离心离德,严重背离了党的性质宗旨,严重破坏了良好的政治生态。

  垒“码头”,“江湖义气”勾连“潜规则”

  政治学意义上的码头文化,是指带有宗派主义和地域主义色彩的封建帮派文化。自古以来,一些封建王朝的码头文化致使派系林立、党争不绝,耗损了国家元气。

  码头文化为何会沉渣泛起?靠着“江湖义气”与“潜规则”这两条腿,码头文化开始四处游走横行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柴宝勇认为,“码头文化之所以在我们党内出现,一是封建码头文化的遗毒在一些党员干部头脑中仍然存在;二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格局变化销蚀了少数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;三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浮躁之风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,提供了码头文化滋长的土壤”。

  理想信念上得了“软骨病”,背离“初心”、随波逐流,是码头文化重又抬头的根本原因。翻开一些落马官员的忏悔录,我们会发现,他们在市场经济的考验下,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,原有的“硬骨头”也在各种围猎和诱惑中被销蚀。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原厅长陈秋华曾以“聪明,能吃苦”著称。他看到社会上一些人富起来很轻松,一些官员与老板勾肩搭背,活得“很洒脱、很滋润”,心理渐渐失衡。为用手中权力获取回报,他在与老板的交往中迷失了方向。在选人用人上,陈秋华大搞拉帮结派、任人唯亲,大量调入、提拔自己老乡、同事以及利益关系人的亲属。他在忏悔录中写道:“反正都是好朋友,我也帮过他们不少忙,他们在经济上支持我一下,不是很正常吗,不是互相帮助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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